- 市场洞察
家族办公室热潮：东西方对比
2020.12.07
财富在哪里，家族办公室就跟到哪里。家族办公室以往集中在西方；近年来，随着亚洲财富格局日益成熟，带动起人们对传承、遗产规划等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关注、交流和需求。
西方的家族办公室通常已经存续了数代；而亚洲的家族办公室则相对年轻，大多数还是第一代或第二代，财富增值主要依赖家族企业。随着家族第一代日渐老去，未来10到15年内预计出现庞大的代际财富转移。家族办公室的数目难以准确计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族办公室的定义各有不同。然而，近年来的增长趋势显而易见，全球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10,000家。咨询公司Wealth-X指出，2018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为2,604，比同期下跌了5.4%；但这只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年度缩减。尽管如此，亿万富豪的数量及财富总额仍然远远高于前两年。Wealth-X《2020年亿万富豪普查》显示亿万富豪群体的财富出现反弹：2019年，他们的财产总额暴增10%以上，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的亿万富豪人数增幅最大）。高净值人士*总控股额的地区分布（单位 ：万亿美元）研究表明，全球白手起家型亿万富豪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有很多来自科技领域，他们的平均净资产接近60亿美元。全球十大富豪中，有五位的主要财富源自科技领域，远远领先其它行业。然而，科技富豪的财富高度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群，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他在2019年的净资产估值为1,240亿美元。随着跨国科技集团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等亿万富豪的崛起，这种长期的全球科技创富趋势在亚洲也很明显。科技富豪群体具有流动大、国际影响力强和增长迅速的特点，无疑将影响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投资策略。例如，贝佐斯将财富投入太空探索；而他的前妻在离婚成为亿万富豪后，则更专注于慈善事业。这种分化也在不同性别的亿万富豪之间出现，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因此，家族办公室除了有东西方的管理差异，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婚姻关系一样，家族和家族办公室需要了解彼此不断变化的观念和设想，才会合作成功。文化在构建设想方面有它的角色，而文化差异则是家族和家族办公室关系的核心。然而，文化虽有着重要作用，却未必得到充分理解或加以运用。专门从事家族办公室研究的北京学者高皓表示：“儒家文化塑造了人们对财富传承的态度，态度则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他认为传承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而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尤其看重两者的关系。若家族传统相对显赫，也可能导致家族成员抗拒出售家族业务，也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运作。相比于简单的东西方划分，美国家族财富顾问James Grubman 归纳出三种文化模式——按照“荣誉”、“和谐”、“个人主义”的框架划分家族结构，用于区分家族办公的行事方式。个人主义：（北欧、北美）：价值观包括任人唯贤、交代责任和个人奋斗。沟通直接、果断、意思明确。和谐：（北亚、南亚和东南亚）：强调尊重权和家族，推崇和谐，避免冲突。新理念的评估基准是其对社区和家族的影响。年轻人必须等待强大的首脑人物来分配角色。沟通的目的在于维持关系，语言谨慎含蓄。荣誉：（南欧、东欧、南美洲、北亚、中东和印度）：家族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家族企业的文化以当权者为中心。沟通风格介于个人主义与和谐模式之间。随着财富日益国际化，家族也分散在全球各地，家族办公室必须提高能力，必须就文化冲突制定计划，以应对金融机构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复杂情况。传承是富裕家族及其家族办公室的首要任务。Wealth-X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家族将有15.4万亿美元的巨额代际财富转移，当中包括企业所有权、财产和其他资产，以及更广泛的家族财务问题，如慈善基金会和艺术藏品。转移过程经常出现失误：70%的富裕家族在第二代传承时损失财富，90%在第三代传承时损失财富。管理财富转移要求家族办公室拥有多领域技能。但根据家族办公室倡导组织家族财富联盟 (Family Wealth Alliance)，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依靠家族内部。“家族通常希望教导下一代——或者说引导年轻后代进入家族的慈善基金会，为他们提供指导、安排职位。”跨国联合家族办公室斯通海格 (Stonehage Fleming) 的首席执行官 Chris Merry 指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他解释，中国市场更注重产品；家族首脑们会问：“凭什么要花钱请人给自己讲解传承？”因此，银行赢得顾客的方式是将建议与有形产品捆绑成服务。财富转移是东方和西方家族办公室之间的分水岭之一。鉴于北美财富的价值及其家族首脑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当地将在未来十年出现史上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其规模可能占全球财富转移总额的半数以上（8.8万亿美元）；同期，欧洲的财富转移额可能占全球的五分之一（3.2万亿美元）。东西方的财富传承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要原因不在文化，而是人口特征——财富持有人的年龄才是差异的根源所在。作为东方大部分亿万富豪的发源地，中国的亿万富豪比西方要年轻得多。前者的平均年龄是56岁；50岁以下的人数占比超过20%，全球平均水平则为10%。印度亿万富豪的人口特征与中国相似，平均年龄为63岁。同理，3000万美元以上的印度高净值人士平均为59岁。财富持有人处于更年轻的人生阶段，关系到家族“财富旅程”的位置，进而影响到相关家族办公室的运营和未来规划。东方财富相对年轻，因此有时间进行传承规划，且将传承规划规范化的过程很艰巨。亚洲家族企业（相当一部分属于高净值人群）的研究报告《规划繁荣》显示，大多数企业所有者都声称有传承规划。但行内专家认为，所谓的规划只停留在口头。到了实际执行，传统和文化才是重要考量。一方面是老一套的传承准备，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接受现代规划，造成明显的世代冲突。”未来十年内，亚洲的代际财富转移接近2万亿美元，全球则超过15万亿美元。因此，世代继承规划的冲突亟待解决。虽然家族办公室正是为了解决传承问题而设，但传承往往不是首要关注的目标。因此，亚洲的传承规划问题受到人口构成和文化的共同牵引。如今的资产和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家族办公室会更加频密遇上多重司法管辖的问题。西方的传承权相对平等，东方家族办公室则经常遭遇到财产所有权和外籍继承人造成的复杂困局。过去十年，随着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和本土公民的海外资产，全球资产公布和上报的要求不断攀升。公平准确信用交易法案 (FATCA)、共同申报准则 (CRS)、英国皇家属地及海外领土法案(CDOT)以及欧盟指令DAC6——这些法规都是为了让各地政府或税收体系更清楚国际财富状况而专门制定。虽然这些法律起源于西方，但在东方也明显有法律效力和影响力。Grubman 先生表示，此类法规“主要是个人主义者推动的法律”，强调公开和透明。此类法律可能给东方的许多“荣誉”型和“和谐”型家族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以信誉为基础的结构在西方看来往往是暗箱操作。亚洲的财富规模和复杂程度都有所增长，管理财富转移随之需要更复杂的技能组合。除此之外，传承决策并非只基于财富。眼下，精神与物质的角力正在显现；尤其是考虑到新一代广泛分散在全球各地，以及家族成员对财富的法定所有权意识更强。因此，与过去几代人相比，现在的东方家族近亲更有可能对任何他们觉得的不公平的处置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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